中央工作组在上海,在开展揭发、批判、清查及其余党的罪行,调整、改组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注意把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是个历史口号,代表了那个年代对工作的总体要求,也是中央16号文件明确规定的。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以前,同志曾明确交代,注意生产别受影响,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是最大的工业城市,生产的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向四面八方供应全国,对国民经济与人民的生活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发生问题,一旦停止供应,不仅影响上海本身,还影响全国。中央工作组的徐良图,原来在国家计委就是管调度工作的,到了上海以后,他充分的利用长期管调度的工作关系和丰富经验,在上海就地指挥各地供应上海粮食、能源、原材料等物资。由于有这些优势,再加工作组中各部委都派了人,有什么需要,各部委的人都往回打电话,及时请部里支援上海,一般都是有求必应,所以在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期间,上海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都没有受一定的影响。我记得上海市新市委和中央工作组开会,彭冲一再强调要经常查排全市不安定的因素,要每周都把情况排一排。当时不安定的因素中,最大的问题是粮食和煤炭的供应问题。没有煤炭,工业就会瘫痪,没有粮食,人民生活就会受影响,所以要经常排一排上海的粮食、煤炭还有多少,还够多少天的供应,从外地调进来要多长时间。这一些状况经常要在有关会议上通报,如果哪些情况危急了,就早点提出来,时间差要打足,使它不致供应中断。

  除了生产外,中央工作组还指定有关负责人帮助抓基本建设,抓重点工程。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是上海的重点工程,也是全国有影响的国家重点工程。由于的干扰、破环,工程质量存在不少问题,乙烯装置不能正常投产,配套的最大工程,也是国内自己开发技术、进行配套的睛纶厂,一直开工不正常,产品质量不好,积压在仓库里。工作组派了李正光(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带了一个小组去蹲点,深入车间,抓管理,抓劳动纪律,抓工艺技术改造,工作非常深入扎实。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能正常生产,进而推动了全厂的生产管理工作。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也成了四三方案的引进项目中工作做得最好的大庆式企业。

  上海经济活动走上正常的轨道,上海所需要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调来,外地需要的上海产品也源源不断地从上海调出去。余党曾经一度在上海制造抢购毛巾和火柴的风波,抢购,妄图把群众的视线搞乱,把市场搞乱,破坏揭、批、查的斗争。中央工作组迅速从江苏、浙江调来物资,敞开供应,迅速把抢购风压了下去,上海的市场很快地回到正常状态。1977年初,我们在上海过第一个春节,市场上供应的东西比以来任何一年都好。身边的一个护士是上海人,回上海过春节,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就问她上海市场的情况怎么样,她说比哪一年都好。又问老百姓有没什么意见,她说很满意,要讲意见的话就是对吃不到大黄鱼有意见。上海人过年很喜欢吃大黄鱼,家家户户都要吃大黄鱼。那时由于多年过量捕捞,大黄鱼大量减产,供应不足。

  经过各方努力,到1977年底,上海经济情况全面回升,国民生产总值比1976年增长了9.5%,创造了以来最高的历史纪录。

  1977年五一节前,中央工作组在上海市新市委的领导下,调整了领导班子,已经把及其余党把持的党政大权,从上到下地夺了回来,顺利地进行揭、批、查的斗争,比较好地做到了既要处理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总要求,上海的局势步入了正常的轨道。4月14日晚,中央工作组开会。、彭冲和林乎加在会上决定,凡是市委办、组局一级领导班子已经配备好,揭、批、查运动已正常开展起来的单位,工作组可以逐步撤出。五一节前夕,中央工作组的绝大部分成员相继撤离上海,返回原机关。不久以后,林乎加调到天津市,严佑民调到安徽省,毛联珏回到北京。最后,中央工作组主要成员留下来的,只有赵行志(外交部派去负责外事工作的,后来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和我,还有中央组织部的赵振清(后任中组部副部长),其他人都回去了。

  从1976年10月9日中央工作组先遣人员到达上海,到1977年五一节中央工作组的大部分成员撤离上海,整整200天的时间。在这200天里,我们天天都在满负荷地工作,每天早晨六七点钟起床,晚上一两点钟休息。这200天,是我们200多名工作人员激情燃烧、日夜奋战的200天,是我们一生难忘的200天,也是上海书写以后历史新篇章的200天。中央工作组的同志来自四面八方,短时间之内聚集在一起,为什么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忘我工作?原因就在于大家对倒行逆施的强烈愤慨,对、结束的无比喜悦,大家都有一种拨乱反正的渴望,有一种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激情。

  2004年3月18日,我邀请当年参加中央工作组的谢红胜、鲁万章、王金光、徐政、郑定铨、周鹏年、凌晋良等同志座谈。谢红胜是老红军,鲁万章、王金光、徐政都是老同志。大家一致谈到,当年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执行政策认线号文件和一再强调要注意团结大多数,要严格区分极少数参加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和大多数受蒙蔽、讲了错话、做了错事的界限。中央工作组的同志都认真贯彻执行,坚决不搞扩大化。运动过后,没有留下后遗症。王金光讲了一个例子。1976年底,海军司令部机关在中保的一派,派了几个人来上海,要到上海音乐学院抓几个曾经揪斗过的人去北京批斗。工作组研究后,并没有因这样做有可能讨好而同意他们揪人。相反,工作组的同志反复做他们的工作,宣传政策,讲清道理,坚决拒绝他们揪人。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同意工作组的做法,认为拒绝海军司令部的一派群众揪人是对的。

  第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参加座谈的同志回顾说,上海的工人阶级真好,群众线;中受迫害,有的被打、被抓,甚至造成伤残,但在以后,这些受过迫害的人并没有寻机报复,搞冤冤相报,而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把看作第二次获得解放,一心用到生产上、工作上。徐政讲,她有一天带了工作组去上海化纤厂,一进门就被上千人围住了,不能行动。她就站在人群中大声讲:你们要工作组来,我们来了就被围住,这叫我们怎么工作呀!就是这么几句话,围住的人立即散去。原来极少数企图滋事的人,一看形势不利,只好悄悄溜走。多少年后,徐政依然记得当时的现场情景。她深有感慨地说,这是多好的群众啊!

  第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搞好各项工作。中央工作组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中不包办、不代替,更不允许搞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那一套。党委有问题,该帮则帮,该改则改,该撤换则撤换。涉及组织处理的问题,一律按组织原则办。因为坚持了这一条,保证了各单位的正常秩序,各项工作都在党委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

  中央工作组的同志在座谈中深情地回顾了这段难忘的岁月。党中央的方针是既要处理问题,又要稳定形势,落实到工作组的每个成员身上,鲁万章说:

  就是上靠政策,下靠群众,把好人解放出来,把坏人清查出来。上海的全局是由每个单位的实际在做的工作构成的,我们把分管单位的工作做好了,就保证了上海全市顺利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